传统文化南船北马与淮安的运河文化

我国古代的交通运输方式是南方以船为主，北方以马为主。其原因是南方气候湿润，降水丰富，地表河网密布，因此为适应“水乡”的船舶运输便应运而生。而北方多干旱、半干旱气候，草场广布，畜牧业发达，马匹除了提供乳肉产品外，又以其耐力好、速度快而被北方人民驯化为代步工具，成为北方大地的交通工具。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最长、最著名的人工运河，主要是因漕运而兴起的。它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命脉，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和灿烂历史文明的重要象征和载体。在京杭大运河发展史上，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淮安，扼淮牵运，明清时漕运总督驻节，为漕运中枢；黄河夺淮期间，为黄淮运交汇处，是治理关键和总河驻节之所。康熙三大要政中，漕运、河务，淮安居其二；淮北盐集散中心，著名税关淮安关所在。淮安在明清时期成为贡道转轴，“漕政通乎七省”的漕运总督驻节之地，从而成为漕运的中枢。今淮安有：“南船北马、舍舟登岸”碑。淮安位于淮河和大运河的十字交叉口，可谓地兼南北，沟通东西，地理位置十分冲要。在淮安运河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，“南船北马”可谓是其主要表征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淮安在夏朝即有“陆则资车，水则资舟”之便。公元前年，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，开凿古邗沟，沟通江淮。长江流域的军旅乘船北上，到淮安下船后上马（车）；黄河流域的军旅乘马（车）南下，到淮安下车（马）上船，“南船北马”汇聚淮安的局面开始形成。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，经济上依靠江淮，于是开凿了自洛阳、经淮安、至余杭的大运河。淮安由于地处南北，成为大运河漕运的重要孔道。

随着大运河而来的，是淮安各类人口的汇聚以及经济、文化的繁荣。唐代僧人义净去印度取经，由海道归国途经淮安城外，在娑罗树下演说佛法而开悟，兴建了太宁寺道场。南来北往的商旅们多至娑罗树下焚香，祈祷旅途平安。明清时期，帝国对江南的物质需求越来越多，“天下财赋，半出江南。”为了能让这些财赋源源不断、安安全全地运抵皇都，明清两朝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，一个负责水陆运输，一个负责治水。明清两朝将国家的两个部委设在淮安，可见淮安在这条南北“生命线”上的重要地位。可无论这些驻淮的河道、漕运大员们如何治理，以淮安为界，大运河的南北漕运能力是非常悬殊的。江南源源不断的物资船运抵淮安后，无法继续北上，只有改为车马陆运，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车马抵淮安，换乘船只优游南下。淮安“南船北马”局面再度形成，并且更加繁盛。此时的淮安，扼漕运、盐运、河工、榷关、邮驿之机杼，进入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，与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并称运河线上的“四大都市”。淮安“南船北马”局面的形成，不仅促使各色人等的汇聚和南北物资的会通，还促进了以“码头”为中心的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。淮安的小说中就搀杂着内陆港口特有的紧张活泼的气息，以及潮湿腐败的气味。淮安“南船北马”的交互汇通，还极大地促进了士林官商文化的发展，衍生出诸多精美的诗文和食物，给充满世俗味道的淮安运河文化增添一股雅意。大运河的开通，为读书人考试交游提供了便利，而船窗外的自然风景也激发了他们的才情。特别是淮安，由于大自然的造化，淮河在沟通南北的同时却又区分着南北，一览无余的运河两岸突然矗立的青山，也给漫长的旅途增添着诗情画意。淮安是名扬海内外的淮扬菜的故乡，而淮扬菜的扬名离不开文人与美食的契合。淮扬菜之所以能够做精做强，与“南船北马”局面的形成密切相关。在淮扬菜的众多食客中，尤其不乏盐商、茶商等巨贾和漕运总督、河督的大员们。这些人有了财富和权力的支撑，吃得更精致、更豪奢。薛福成在《庸庵笔记》中记录下“河工之宴”：“食品之繁，虽历三昼夜之长，而一席之宴不能毕。”淮扬菜以清淡见长，做工精细，味和南北。年开国大典国宴上所用菜肴，就以淮扬菜为主。淮扬菜代表作——“软兜长鱼”率先登台，被誉为“共和国第一菜”。以“南船北马”为主要表征的淮安运河文化，与江南文化、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显著不同，体现出一种雅俗相间的“大码头”文化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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